学者李银河开始向记者的采访索要“采访费”，开价为“采访1小时以上者，每小时500元”。学者收取“采访费”的拥护和支持者远不只李银河，外交学院的老师甚至结成价格同盟向媒体记者施加“收费压力”。这都引起了记者和媒体的强烈不满，认为：你可以拒绝我的采访要求，但不可以提出向我收费，因为这是对记者和媒体的侮辱——就像你可以拒绝一个穷光蛋的求婚，但不能为你的婚姻明码标价一样——因为新闻和爱情一样，都是非功利的、神圣的。

而李银河则反驳说：我收费是为了保护我的知识产权，也是为了弥补时间成本。你们记者不是也会向采访对象收费么？而且我收取的采访费都依法交纳了个人所得税。现在，我不问你们记者收采访费对不对，只问你们有谁像我一样缴税了？

这一反驳相当奏效，好像没有记者敢再正面接招了。正人必先正己。在新闻记者普遍面临职业道德意识淡化的今天，“李银河”们的收费似乎有着充足的理由：

理由一：采访过多占用学者时间

翻看新闻报道，相当多的新闻都会在文中附上：“针对此，XX教授/学者认为……”一次来证明报道的科学性、权威性。然而，这种贴金式的采访是否都是必要的呢？

很多新闻报道，只要记者读一读学者写过的文章或图书，就可以找到学者的相关看法和评价。但是，好像更多的记者都不愿意下这种“笨”功夫，而是一再重复采访相关学者，这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占用了学者的事件和精力。

更有的记者已经在“滥用”学者了。人大新闻学院教授XXX老师说过：“有一年3·15，有记者采访我，我还以为要从公关角度谈谈消费者权益保护呢，搞了半天才明白，人家是把我当普通消费者采访的，气坏我了。”这样的“滥用”，当然也对学者的事件造成了占用。

正因为此，“李银河”们无奈之下，开始用“收费”来过滤记者，一方面能筛选有实力的媒体来接受采访，另一方面也可以从经济上对占用的时间进行补偿。这在情理上似乎也颇说得通。

理由二：记者歪曲意思、断章取义

记者对学者的采访似乎不但越来越频繁、常见，而且态度也越来越不认真了。

许多学者都表示，接受采访后经常发现自己的观点被有意或无意地扭曲了。还有的记者、编辑为了吸引眼球，将学者的话断章取义，以造成观点的针锋相对，或者做成大标题（或小标题）以吸引读者的注意。

这样的做法不但是对读者的不尊重、不负责，对学者的名誉和声望更是极大的损害。但媒体却借此吸引了眼球、获得了经济利益，绝大部分的负面影响都留给学者独自去背。

想想XXX老师说过的，某媒体将他的观点“陈冠喻戴”给XXX老师的往事，或许媒体记者也需要“李银河”们收采访费的警醒了。希望借此，记者不要只盯在对“李银河”们的指摘和反对上，而能反诸己身，想想自己所作的是否无懈可击。

虽然“李银河”们的收费还有保护知识产权、经济利益等层面地考虑，但也都反映了以往媒体做法的某些不足。可以说，“李银河”们收取采访费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记者与学者之间的矛盾造成的。而如何协调记者与学者的关系，使之达到双赢，则是媒体应该关注的，也是记者应该自我规范以解决的。毕竟，这不但关系着记者和媒体最直接的经济利益，也关系着新闻自由与公众利益的实现。

从西方国家的事件和经验来看，确实存在着采访收费的现象。水均益第一次采访基辛格时就曾经心中惴惴，因为他的同事方宏进告诉他：基辛格接受一次记者采访的出场费是三万美元！因此，水均益在自我介绍时说：“我们的栏目有十分钟长，是中央电视台最黄金的栏目之一，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有四亿！”事实上，估计当时的《东方时空》只有不到两千万观众。这句可以夸张的“自我吹捧”为水均益免除了采访费的困扰，毕竟，即使是基辛格，也要考虑“四亿”人的巨大影响力和诱惑力。

可以说，在西方国家，采访费的收取与否更多的是一种经济利益的博弈。如果博弈双赢，双方都能接受，则采访继续。否则，则可以寻找其他的替代者。所以，采访费似乎并不是一个影响巨大的困扰。

当然，即使在西方国家，关于公众利益的议题和采访也是不可以收取采访费的。而它的实现则主要靠整个新闻行业的自律和监管，以及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和素养。

在我国，收取采访费成为一个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的话题，一方面由于记者和媒体的道德自律不够到位，导致“李银河”们愤而联合收费；另一方面，则是由于我国媒体还处于转型期，“事业单位，企业化管理”，导致了一定的摇摆与混乱。

对于后者，我们可以做得不多，只能寄希望与改革进程的持续推进和媒体制度的不断健全；对于后者，媒体和记者则大有可为，职业素养与新闻道德的内画将净化和规范我国的新闻环境。届时，“李银河”们是否收费或许已经不是关注的终点了，记者与媒体如何主动保证“李银河”们的名誉和经济利益不被损害，才是人们、尤其是记者更关心的问题。